尽管我国对外贸易仍处“顺差上行期”，但“上行”的背后却十分纠结：产品附加值逼近底线、保护主义魅影重重，外需萎缩倒逼结构改革。但改革又岂是朝夕之功？
因而，“创新”在当今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含义。它不仅是企业技术升级之“新”，还有外贸发展模式之“新”，更有中国如何改变被动以争取话语权之“新”。
就上述问题，在日前举办的2010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年会上，记者从多位专家处获得解读。
中国外贸站在“十字路口”
主持人：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出现变化迹象、全球外需市场受制、诸多外界“偶然”事件频发的历史新背景下，各位专家对于当前我国外贸形势有何判断？它将面临哪些新的机遇与挑战？
张燕生：未来仍然是我国外经贸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临诸多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于全球经济的失衡，包括贸易投资、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失衡等。全球治理结构的缺失、金融自由化对发展问题的忽视以及全球经济失衡缺少内在的平衡机制等深层次问题，已经造成了全球系统性风险持续上升，经济全球化走到了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
我国外贸事业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仍然复杂。世界和中国“高增长、低通胀”基本结束，去泡沫化导致全球需求萎缩、潜在GDP下调。我人口红利、环境红利、技术红利将发生重大变化，内需红利、城镇化红利前景仍是未知数。
此外，美国对华贸易摩擦加剧，目的是要中国为全球失衡“买单”；我国与各国贸易摩擦也在加剧。
中国是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受害国，摩擦目前集中于钢铁、机电、化工等领域；纺织、箱包、玩具占比仅为7.8%。今年1月~8月，共有17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50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13起、特保7起），涉案总额约100.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2%和121.2%。
严启发：中国出口的竞争力可谓步履沉重。中国出口的优势只有廉价劳动力。防止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在刘易斯拐点之后急剧下降，必须采取措施，推迟该拐点的来临。5年~10年内，我国出口成本将继续增加。如果政策措施得当，出口会保持增长，但增长速度必须下降，也必然下降。
赵晋平：尽管有挑战，但具有竞争优势的中国制造业仍然面临新的机遇。伴随全球经济回暖，出口增长将由恢复性进入实质性较快增长阶段，贸易平衡预计达到2009年的水平。同时，中国吸引跨境投资将开启新一轮增长，今年1月~9月累计增长了16.6%。同2009年的负数相比，中国今年实际有效利用外资率一度增长至29.2%的高点。下一个五年出口增长适度空间应当在8%~10%，贸易失衡预计明显改善。
数据表明，外资企业有助于提升中国工业出口竞争力。今年以来，外资企业对中国工业的贡献率达7.8个百分点，内资企业则为5.3个百分点。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与质量，对我国工业出口是重要机遇。
转方式并非意味削减出口
主持人：除了自主创新外，在促进平衡、调整经济结构的议题之下，转变我国外贸发展方式备受关注。对此，在座专家有何建设性意见？
张燕生：我国外贸发展方式的确正发生明显转变：即从过度消费简单劳动力到集约化增值人力资本；从代工到自主生产；从模仿到创新；从价格竞争到差异化竞争；从被工序分工到主动建立自主的全球生产和贸易体系；从加工组装到核心制造和增值服务；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开放等等。
赵晋平：转变外贸发展方式，除了利用外资促进技术升级，发展清洁型贸易结构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外贸额每增长1%，能源消耗就要增长0.5%。出口耗能型产品无异于直接出口能源。2007年我国能源消耗已经比2002年增长了66%。而构建清洁型贸易结构，可通过发展服务贸易来实现。服务贸易每增长10%，其能源消耗仅为0.1%，为制造业的1/4~1/5。然而，制造业毕竟关乎民生就业与企业竞争力等重要问题，因此结构调整虽然可制定出口“适度增长”的目标，但绝不能有“削弱”之意。
沈觉人：面对外部需求变化以及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很多人发出了疑问：国际贸易对我国经济发展是否仍然重要？我国外贸事业是否仍有前景？答案是肯定的。改变出口增长方式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我们提倡扩大内需，但这并非意味着缩减出口。出口关乎我国国计民生，据统计，我国出口每增加1%,即可带动20万人就业。因而，投资、消费与出口需协调发展，切不可压缩后者。如果改变出口增长方式，我认为，利用技术创新优化升级是其一，还可发展自由贸易区、对加工贸易进行优化升级与梯度转移、发展服务贸易等。
林桂军：区域集团化将成为国际贸易的新特点。在自贸协定数量迅速增长、双边协议增多、中小企业获利少、全球贸易模式自由化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区域主义兴起。特别是亚洲工厂的存在，将助推中国制造走向升级。对于与贸易问题息息相关的中国经济再平衡问题，除了需通过消除我国过度储蓄、坚持稳定的汇率制度、扩大进口外，也必须要求美国对宏观经济和出口结构进行调整、突出FTA战略等实现。
没有话语权就没有平衡
主持人：正如专家所言，我国外贸事业正遭受全球经济失衡之扰。由此，中美经贸关系不得不被重提。当下，单纯的贸易摩擦事件已不足以概括当今中美经贸关系的诸多敏感之处。在美国打开“定量宽松印钞机”、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出现调整势头的背景之下，改变以美国为利益先导的国际规则正成为强烈呼声。对此，在座专家有何建议？中国由积极配合转向主动引导，甚至反制美国的时刻是否真的到来了？
童晓谷：美国通过贸易顺差拼命占领中国的物质财富，但因为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中国别无他法。因而，建立超美元的货币体系迫在眉睫。尽管成为现实还需要时间，但有必要将此诉求提上日程，以期逐步、缓慢地实现。目前，中国已进入贸易顺差的上行通道，但货币体系美元本位一日不改变，全球贸易、投资就将时刻面临风险，全球经济也无法实现平衡。
赵龙跃：中美经贸关系进入了新阶段。从被动应对转向积极引导，中国需要转变自身对美战略。首先，调整“小媳妇”心态，在与美国的双边交往中坚持平等对话，不能过分迁就，坚持互惠互利的原则。在多边领域，需更多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并在经济全球化管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同时，人们对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显然过于乐观。第一，美国不会做不利己的事情。第二，我们对美国经济的判断有误。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加大了经济调整的力度，产业技术进入了更高的阶段，美国已经出现的汽车加电站和太阳能加电站就是例证。对于形势判断，我们不能走极端。
李永：中美贸易战已经出现苗头。美对华经济冷战的目的正是对华施压，推行美国产品，使中国对美出口困难。面对这种情势，建议中国方面也建立针对美国事务的智库，评估美国的汇率、贸易政策，用“反制”改变被动。同时，在制定对美战略时，可以对不同的州加以区分，增加每个州对中国产品的依赖程度。此外，建立中美互信机制十分重要。
林桂军：美国依靠逆差维持其国内经济发展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从美国对华出口产品类别来看，控制游戏规则的美国实际上正在采取“反比较优势”的对华出口策略，即放开废铜、废铝等“废铜烂铁”的出口，真正的高科技产品却一直在管制之门内。因而，中国应该立志成为最大出口国。而中国的根本利益在WTO,中国就必须有相应的政策，致力于参与规则的制定，不懈地发出声音。
张燕生：中国方面的确应该致力于改革，积极争取商品定价权，并更多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创新内功还有多少瓶颈
主持人：面对来自外界的诸多挑战，企业力量才是发展和壮大我国外贸事业的根本。在“自主创新修内功”成为老生常谈的当下，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大戏唱到了什么程度？该如何唱得更好？
张燕生：在中国外贸事业面临诸多压力与挑战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必须创造“技术”优势。但企业欲突破“创新压力”，至少需要30年。首先，不论是技术研发还是技术产出，中国规模以上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十分薄弱。其次，市场环境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十分薄弱。我国虽然资源丰富，但受迫于市场环境，很多民营企业不再坚守实业，转投房地产等虚拟市场。第三，外国直接投资（FDI）带来的技术外溢效果差。建立全球延伸的开放性竞争环境迫在眉睫。大企业代表现在，中小企业代表着中国的将来，但后者的技术创新能力十分薄弱。
赵晋平：的确，提高产品技术实力是中国的利益所在。以国际IT产业为例，由于处于产业链中低端，我国IT企业进口上游零部件的比例为74.9%，但零部件产品仅占IT产品出口总额的32.8%。
我国在全球市场出口具有附加值IT产品的竞争力为-23.4%，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竞争力水平。
如何实现技术创新升级？可继续利用外资为有效推动工具。国际金融危机恰恰给了中国企业更多引入技术、人才的机会。因此，对中国企业“由大转强”应保持信心。在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已经涌现出一批积极引进海外高端研发团队、致力于自主创新的优秀企业。同时，培育本土企业的国际化竞争力，政府政策的支持必不可少。如完善相关法律和政策体系、发挥三大官方支持手段的作用、建立面向企业的信息服务平台、为境外投资创造便利环境、在境外设立经济合作区、尽快签署投资保护协定和投资领域的区域合作协定等。
陈志贤：公司实力体现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世界100强经济体中，有51个是公司，49个是国家。沃尔玛一年的销售额超过了161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为什么目前中国GDP增长看似很快，但国民购买力仍然十分不足？可以简单地从摩托罗拉（天津）的例子说起，该公司对美、日的出口都将纳入中国的出口额。因而，切不要被表面的GDP迷惑，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与技术水平仍然很落后。企业自主创新，除了要改善竞争环境，还需从改变观念入手。
